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一概念被提出并广泛使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并不仅仅是芯片技术、通信网络技术、数据挖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单一信息技术自身的纵向升级，更主要的是信息技术与产业的融合，从而推动的信息技术服务平台的整体代际变迁。 

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的大型机、中型机、小型机和简易终端为标志，这被认为是第一代信息技术平台。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随着个人计算机和通过网络连接的分散式服务器的普及，则标志着第二代信息技术服务平台阶段的开始。近十年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当前的第三代信息技术服务平台的形成和进步。 

基于上述信息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下一代信息技术服务平台的主要发展动力有： 

（1）系统技术的纵深化与融合化 

一方面，信息技术自身作为一个技术领域，其关键技术，如芯片技术、通信网络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将沿纵深方向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加速融合，产业发展不断对信息技术提出新的需求，二者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呈现融合式发展。因此，下一代信息技术服务平台的发展将呈现系统技术的纵深化与融合化互相促进的特征。

（2）信息处理的泛在化与云集化

一方面，信息技术发展初期，信息处理在分散的服务器上进行，而随着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处理呈现集中化趋势。另一方面，云计算和数据中心技术日益成熟，不同行业和企业纷纷建立自己的云计算中心和数据中心，这又表现为更高层次的信息处理泛在化。因此，下一代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将呈现信息处理的泛在化与云集化协同发展的发展。

（3）信息服务的个性化与共性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则不断满足着人们个性化的服务需求。然而，当个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差异性逐渐成为普遍性，信息服务呈现越来越多的共性特征。因此，下一代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将呈现信息服务的个性化和共性化辩证统一的特征。

作为一类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为广泛的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技术性互联网时代、平台性互联网时代和资源性互联网时代[1]。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可以称为“网前时代”，在网前时代并没有互联网的概念和相关技术，但人类的经济社会却是一直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上的重大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网前时代人类经济社会系统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标志。网前时代的人类经济社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式的发展，新技术、新资源、新方法层出不穷，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前进，已经形成了一个动态稳定并且不断创新发展的经济社会系统。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互联网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影响。在互联网发明之后的不同时期，其在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表现出的特征和价值一直在不断丰富和深化，从诞生初期作为一类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技术系统逐渐演变为线上经济时代提供各种在线服务的应用平台，直至当前成为一类不断融入经济社会系统的战略性人造资源。

（1）技术性互联网时代

1969年10月，阿帕项目进行的世界首次网络通讯试验标志了计算机网络的正式诞生，随后数年接入阿帕网的节点数不断增加，逐渐实现了世界范围的互联。但是，在互联网诞生初期，人们所持的态度和观念较为谨慎保守，不同的领域、国家或地区，先后建立了独立封闭的“教育网”、“科研网”或“国家网”等网络小圈子，这些网络之间电子设备接入和数据传输标准并不一致。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和协商，最终阿帕的TCP/IP协议成为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网络传输控制协议，不同区域和领域也开始敞开心扉，互相接纳，形成了统一开放的全球性网络——互联网。

互联网实现了基于计算机系统的信息传输，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因为人们对信息传播效率的需求强度并不一致，军事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信息传播效率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他们成了互联网的发明者。互联网最初作为一种提高军事部门和科研机构信息传播效率的新的技术工具，逐渐发展到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信息传输、存储和检索等基本信息服务的技术系统。

随着计算机和企业专网的发展，应用于企业之间的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技术促进了商业文件在计算机之间的传输，使得企业处理商业文件的效率大幅提升，成本得以降低；而电子邮件、浏览器和搜索引擎的相继出现，逐渐打破了物理位置的局限性，降低了人际沟通和利用信息的成本，使得人们的远程沟通和信息检索效率大幅提升。

这一时期，互联网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一类技术系统，可以定义为：

互联网是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之间或者网络与网络之间，通过一组通用的协议连接起来，借助网络操作系统和网络管理软件等，实现信息传递与共享，从而形成的逻辑上的网络系统。

围绕互联网的技术性特征，这一时期关于互联网研究的主要理论技术问题有分布式通信系统理论、TCP/IP网络协议、分组交换理论、路由选择算法和超文本传输协议等。为了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技术系统价值，人们关注的主要产品应用问题有计算终端的运算性能、信息传输和存储效率、路由交换配置与管理以及信息检索与人机交互等。

对于诞生初期作为一类技术系统的互联网，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其技术性特征与价值。关于互联网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提高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相关技术，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技术系统效用价值。

（2）平台性互联网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遍布全球的互联网为重要平台，新兴的在线服务模式日益多样，开创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线上经济时代，互联网的平台性特征和价值日益显现。

在商业领域，1995年7月，最初以在线销售图书为主营业务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Amazon）成立于美国的西雅图；同年9月，让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买卖物品的线上拍卖和购物网站eBay也在美国诞生。亚马逊和eBay等电子商务模式使得传统的商务活动转移到互联网上，极大地提高了商务交易过程的效率和用户的满意度，创建了基于互联网的新的商业模式，它实现了传统商务交易过程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得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具有更强的主动性。

在金融领域，人们也开始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筹资、融资和投资理财等金融活动。互联网金融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分析的金融创新形式，其发展始于满足金融市场中零散的、多样的和个性化的少量尾部市场的需求。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形式有支付结算、P2P借贷、众筹融资、网络理财和金融征信等。互联网金融具有透明度高、参与广泛、中间成本低、支付便捷、风险分散、信用数据更为丰富和信息处理效率更高等特征。

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平台性特征的典型体现，以互联网作为重要平台的线上经济时代标志着互联网的商业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创新，推动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商务和金融服务活动朝着分散化和移动化方向发展，形成了移动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金融等，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服务和交易活动更加灵活、高效和便捷。

在这个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用户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与先进的互联网平台技术如何在市场运作中更好地匹配，不同市场主体之间信息分享和沟通的模式发生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打破了地理位置的局限，交流和沟通成本大幅降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交互和沟通朝着扁平化趋势发展，带来了企业营销策略和商业模式的改变，洞察需求、流量变现和营销至上成为线上经济时代企业的主要经营策略。互联网成为一类应用平台，可以定义为：

互联网是一种能够在线提供商务和金融等服务的应用平台，为开展线上交易活动提供了重要载体，改变了用户与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交互方式，显著提高了用户获得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它催生了线上经济时代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模式和营销模式。

围绕着互联网的平台性特征，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核心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在线商务或金融服务等活动，以有效发挥互联网的平台性特征，充分实现互联网的平台性价值，推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服务过程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更加灵活高效地满足用户个性化、多样化、分散化和动态性的服务需求。

在平台性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高效率且低成本的信息共享以及产品和服务获取的平台，已经被成功地应用在了商务、金融、制造、物流、交通等各个经济社会领域，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信息分享和沟通模式，使系统中的交互方式更直接、更扁平化，提升了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效率，也不断地孕育出新型的商业模式、服务模式乃至社会运作模式。

（3）资源性互联网时代

随着互联网内涵和外延的不断丰富和扩展，互联网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类技术系统或应用平台，其资源性特征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的表现越来越显著。例如，多个智能网联汽车构成了互联网汽车网络，其中每一辆智能网联汽车通过自身的无人驾驶规划和控制经验获取相关驾驶数据，并将天气、路况、车况和汽车操控效果数据上传到企业的数据中心，形成互联网汽车的自主学习网络，从而改进无人驾驶和智能交通技术水平。又例如在医疗服务领域，利用基于互联网的全息影像技术，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和可穿戴设备等可以自动记录人体的心脏、骨骼、血液和脑电波等各项指标数据，开启了未来基于互联网的全新医疗服务模式，通过互联网自动实现人体健康数据的采集分析并形成辅助医生的诊断建议。显然，在上述应用案例中，互联网已经远远超越技术系统和应用平台的范畴，而是深度融入产品系统之中，表现为一类重要的战略性人造资源。

因此互联网可以定义为：

与“机器”和“电力”等类似，互联网是人类有史以来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为广泛的人造资源，这种资源全面融入到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全过程，广泛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促进线上线下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重构，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

互联网作为一类新的战略性人造资源，正在不断融入经济社会系统中，从而变革网前时代和线上经济时代形成的交易规则、商业模式和服务体系。在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创业活动中，按照互联网的资源观，创业者、企业和政府都应该有新的思考。创业者应该基于互联网的资源观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既要打破互联网仅仅是一类技术系统或应用平台的思维束缚，又要克服急躁情绪，下足功夫去融合线上线下资源，推进基于互联网资源的创新创业活动。企业应该基于互联网的资源观重新思考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分析企业面临的内部条件和竞争环境，结合自身的优势，加快基于互联网资源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服务体系创新，不断优化基于互联网资源的企业发展战略。政府应该基于互联网的资源观，充分认识互联网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基本规律，制定更加精准的公共政策，促进互联网资源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作为一类新的人造资源加入到经济社会系统中，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也提出了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围绕互联网的资源观，需要重点关注互联网资源的开发、管理及其应用等诸多问题，还要关注互联网资源融入经济社会系统以后所带来的产业生态系统的重构和经济安全等问题。

随着互联网及其应用的发展，不断形成的大数据也是一类由互联网衍生而来的重要的人造资源[2,3]。

从管理的视角看，大数据是一类能够反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运动状态和状态变化的资源，它具有复杂性、决策有用性、高速增长性、价值稀疏性和可重复开采性，一般具有多种潜在价值。围绕大数据资源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大数据资源的获取问题、大数据资源的加工处理问题、大数据资源的应用方式问题、大数据资源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资源的产业发展问题以及大数据资源的相关政策法规问题等。

互联网与大数据资源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产业的发展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变革和重组当前的经济社会系统。互联网与大数据作为一类战略性新兴资源不断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推动资源性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朝着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和协同化方向发展，实现线上线下多种资源的重组、整合与互动，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和消费形态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方式变革。

互联网与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今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源和现代产业创新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正在推动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管理创新，变革传统产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加速形成新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关系，从而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产业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互联网与大数据作为一类战略性人造资源，不断融入资源性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创造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基于互联网与大数据的资源观，为了深刻理解互联网与大数据对经济社会系统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充分实现互联网与大数据的资源性价值，需要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有：互联网与大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融入互联网与大数据资源后的产业生态系统重构、基于互联网与大数据资源观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融入互联网与大数据资源后的经济安全等。

互联网与大数据及其应用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性。揭示互联网与大数据的资源性本质和特征，深入研究互联网与大数据资源及其应用的发展规律，使得人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更加科学地认识和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因此互联网与大数据的资源观对网络经济时代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必须强调，无论是开发互联网与大数据资源，还是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资源，都需要很高的基础理论水平、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在切实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上下大工夫，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资源，推动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善林，周开乐，张强，范雯娟，丁帅，余本功，冯南平，刘业政.互联网的资源观[J]. 管理科学学报，2016，19(1): 1-11.

[2]   杨善林，周开乐. 大数据中的管理问题：基于大数据的资源观[J]. 管理科学学报，2015， 18(5): 1-8.

[3]   杨善林，周开乐. 大数据中的管理问题：基于大数据的资源观[J]. 新华文摘，2015， 15: 128-130.

作者简介：

杨善林，1948年10月生，安徽省怀宁县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工程专家。

1985年在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任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现任合肥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智能决策与信息系统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在科学研究方面，重点研究了智能决策理论与技术、信息系统理论与技术以及发展战略规划与系统管理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6项、二等奖3项，出版学术著作5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在人才培养方面，围绕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深入开展教学内容改革、培养模式创新和教学团队建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2008年获评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14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荣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