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典的经济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有三类，即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以及企业家资本也被认为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基础资源。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带来了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17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使经济结构由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后工业经济”，又称之为“信息经济”；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后，人类自二十世纪后期开始进入了联合国提出的“知识经济”时代。近年来，面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变化，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纷纷将注意力转向新兴产业与知识产业，加大对知识资本的投入、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力争通过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全球经济发展历史中无数次的经验表明，全球科技又将进入一个创新密集时代，重大发现和发明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科技创新力量的推动下，一批又一批新兴产业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并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并在危机过后，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新力量、新因素、新变化。突出表现为：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传统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正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下降，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动力结构中的传统劳动力、自然资源投入下降，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制度创新正在形成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这些新力量和新因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的阶段。但是中国宏观经济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经济如何由从物质要素驱动、固定资产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如何通过深化改革适应新常态，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创新的市场拉力作用，如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 资本的演化与经济增长动力 

1.资本 

资本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都把资本作为一个基本的范畴看待，是经济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论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范畴，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因此，资本并不完全是一个存量的概念。然而今天单独研究宏观经济存量核算时，“资本”泛指一切投入再生产过程的有形资本、无形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现实生活中，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如货币、机器、厂房、原料、商品等，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资本范畴本身内涵也变得丰富与复杂，原来许多不成为资本的东西，现在也被纳入到资本的范畴中。比如，现代信息社会，信息也被纳入到资本的范畴，人们称为信息资本。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信誉也称为一种资本，称为信誉资本。 

2、资本与经济增长 

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历了“从物质资本为主体到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再到以知识资本为核心的几个阶段。 

(1)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 

经济学早期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物质资本累计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则认为土地是除劳动以外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为在他们的年代，土地是比资本更为重要的财富。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土地在各国财富增长中体现出的价值逐渐变小，工业化国家中土地占总财富的比例也在明显下降。以英国为例，从1688年到1885年，土地在英国总财富中所占比例由64%下降到18%。相反，资本作为另一种生产要素，在各国财富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二战后，学者们普遍认为资本累积是经济增长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其中，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提出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一个时期的经济均衡增长要求该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致的投资等于同期全部储蓄。1956年索洛（Solow，1956）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不满意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的观点，开始将知识和技术等要素内生化，剖析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技术（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A）的确切含义，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D.Denison，1962)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根据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测算了各个增长因素对国民收入增长所作的贡献，其后又对西欧各主要国家和日本战后经济作了测算。丹尼森的主要贡献是，把索洛最初统称为“技术进步”这一因素进一步分解，突出了劳动投入量的增长率和劳动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西奥多•W•舒尔茨在50年代首先提出了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阿罗（Arrow，1962）于1962年发表了关于“学习效果”的论文，他认为除了资本和劳动以外，生产经验的增长也是一种生产性投入。加里•S•贝克尔（贝克尔，1987）于60年代出版了《人力资本》专著。他们认为，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性投资所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富增殖的资本形式；完整的资本概念应当包括物力资本和与其相对应的人力资本两个方面: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人力资本理论在理论上带来了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革命性变化，实践上使人们认识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促进了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教育的迅速发展和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研究与开发投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保罗·罗默（Paul Romer）

（2）从人力资本到知识资本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1986）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提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尤其重要的要素。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力量(如技术进步)，而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作用的结果，这些内生因素包括知识扩散、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等。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知识资本是一种知识性的活动，是一种动态的资本；知识资本的价值体现在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结构资本（Structurecapital）和关系资本（Customercapital）三者之中。其中人力资本是指组织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与知识，是知识资本的重要基础。结构资本是组织的组织结构、制度规范、文化等。关系资本是指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价值。对企业而言有营销渠道、顾客忠诚、企业信誉等，是企业与顾客往来间的关系价值。90年代初,管理大师彼得• 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指出：“知识的生产率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和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大量实践表明，知识资本是企业、组织和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员工的技能和知识，顾客的信任以及公司的组织文化、制度和运作中所包含的集体知识，都体现着知识资本。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依赖物质资本，还取决于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所组成的知识资本。

彼得· 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知识资本原本是沿着卢卡斯及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知识型要素的拓展。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知识资本中结构资本与新制度经济学里的制度质量(Institutional Quality)或制度比较优势（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内涵相近。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里，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4)；诺斯指出，美国经济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及分析范式不同，但在对知识资本中结构资本(或制度变迁)的认识上，二者已殊途同归，即都承认了结构资本(或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在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探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易纲、樊纲、李岩（2003）指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地区)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外部环境,把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国家(地区) 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采用完全相同的模型解释其增长机制是不够的。王小鲁认为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投入要素的增长；二是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是企业微观效率、外资和出口等条件的改善。仲大军认为，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效率之所以提高，最大的一个源泉就是权力下放了。贺菊煌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原因一个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另一个是外资的大量流入。吴敬琏认为如果用西方经济学标准的两要素投入进行分析，剩余部分里叫做技术进步，在中国不光是技术进步，还有制度改革。 

在经济增长领域，郭凯明和龚六堂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两种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分析表明，提高公共教育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减缓人口增长，但是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较弱。而加大社会保障可以有效地降低不平等程度，但是却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韩中元和黄险峰构造了一个两部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垄断势力既不利于收入分配，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王弟海在一个具有生产部门的OLG 模型中，分析经济的多重均衡和经济效率，讨论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王华将知识产权因素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杨莉莉和邵帅分析了资源开发活动及政府行为对人力资本积累与区域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严成樑等在R＆D驱动的经济增长框架下考察了习惯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具体分析了模型的动态特征。 

在知识资本研究方面，袁丽（2000）、王勇、许庆瑞（2002）、孙涛等(2003)、陈劲、谢洪源、台湾学者陈美纯、张善杰(2004)、李嘉明、黎富兵(2004)、徐扬（2012）等学者分别研究了知识资本、知识资本结构、知识效用、知识价值等。孟庆松(1998)从系统科学角度，重点考察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功能特征。鹿峰、李竟成（2007）在研究科技-经济系统协同度模型及实证分析中指出，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可以保证公共科学的资源投入，保证产业发展的效率，使其真正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动机。吴慈生、李兴国（2008,2013）提出了区域知识资本指数，为测度区域知识资本指数提供了基本方法。 

从整体上看，2000年以来，有关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其基本结论是：正是知识产业化的影响改变着企业的利润来源和竞争优势。从经济全球化来看，知识资本逐渐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因素。虽然新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了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演化经济学突出了组织学习是维持核心竞争力的手段；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规则对经济的意义等。但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仍面临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 

（1）忽略了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的协同作用。劳动力、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各经济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分配比例和协同效果等对经济的影响尚需做深入的研究。近年来、美国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中国GDP不断增长，但制度创新滞后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忽视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的协同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 低估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制度变迁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计量研究仍需深入。 

(3)仅仅用知识或者人力资本或者技术进步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得证据不足。以技术进步为例，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前苏联科学技术进步迅速，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也就是说用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繁荣也存在一些前提条件值得我们去研究。如：物质资本存在折旧，也存在累计。而知识或者知识资本的折旧、累计、增值、与其他因素的协同等方面，尚需做进一步的解释。

 

熊彼特（Josephs A·Schumpeter ）        

三、“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思考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s A·Schumpeter l883-1950）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他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或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重新组合并被引进到生产体系中，使之技术体系发生变革，如生产成本的降低、产品质量的提高、经济均衡的打破，以获得企业家利润或者潜在的超额利润的过程” 。这种新组合包括：（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和新工艺，即新的生产方式和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开拓利用原材料新的供应源；（5）建立工业发展的新组织、新制度与规则。在这里，熊彼特特别强调的创新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创造与累积的过程。他所指的创新不是简单的技术发明，而是“旧东西重新组合”的新应用或者是“新东西”的应用，以获得商业利润的过程。也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和生产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以建立效能更强、效率更高的新的生产体系的创新活动过程。目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由传统经济范式向新型经济范式的转型。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发挥知识、知识资本在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作用值得思考。因此从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中国发展需要有新的驱动力。

第一、进一步重视人力资本的战略投资，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一大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已成长起来，正步入职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新的人口红利。作为中国人，应该清醒地看待中国自身的发展定位。总体上中国仍然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几代人的差距，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还处在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较低水平，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必须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辛努力。因此，新常态下政府应进一步认识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重视人力资本的战略投资，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并通过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推动教育的健康发展和人口质量的提高，促进中国朝着知识性经济体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的方向转型。特别在高端制造业，提升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牌质量，加快中国制造由低中端向中高端的攀升，真正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第二，加强生产要素的协同性创新，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协同驱动力。劳动力、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各经济要素间的替代关系、分配比例和协同效果等对经济的影响不同。资本的协同作用也就是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是经济系统借此使自己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向更完善形式发展的进化动力。资本的协同作用是经济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任何复杂系统，当在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区域抑或是一个国家，都已经深刻意识到具有高回报特性的人力资本必将成为最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优势，因此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加强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然而在现实的管理过程中，众多的管理者却发现最难整合的依然还是“人”，要想使个体的人力资源真正转化成为一项财富——组织所能拥有的具有增值效应的人力资本，必须有相应的转换机制，这就是经常被我们所忽视的结构资本。

以区域为例，一个区域的结构资本可以由区域内各类组织的组织结构，制度文化和组织学习能力来衡量。只有合理的组织结构，才能使组织更高效；而良好的组织制度文化是留住人力资本，实现人力资本更好的向组织财富转化的必要外界条件。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组织结构资本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通过提供更多的信息技术设备、更好的知识交流氛围，向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学习高效的制度文化，更好的促进区域内整体的结构资本水平。中国GDP不断增长，但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存量不足，制度创新滞后。因此新常态下应补齐知识资本的“短板”，发挥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等要素的协同驱动作用。

第三，制定生态资本化的政策，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生态驱动力。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90年代初，也曾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2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强调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其结果是发达地区一片繁荣，落后地区劳动力外流，失业率高，产业结构恶化。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弱化，“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一些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产量大，而许多关键的、高技术的设备、钢材等还要依赖进口，产品“二元结构”明显。高消耗换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节能减排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因此“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既要重视自然生态，还要重视产业生态与消费生态；不仅要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还要培养中国公民新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十分注重节约而不再是一个浪费的国家，使节约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和国民的自觉行动。在社会生态方面，培育良好的社会秩序，增强人们的安全感与社会的和谐度。逐步解决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特别是部分社会成员不当过高收入的问题，加强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真正建立起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要强力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通过生态资本化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生态驱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第四，加强文化资本建设，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文化驱动力。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科技落后，一打就垮；一个国家文化落后，不打自垮”。中国作为5000年的文明古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最新一期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对文化部部长蔡武的专访。蔡武在谈及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时，直陈五大问题，并指出中国文化缺少经典力作，缺少振聋发聩的文艺高潮，缺少学术创新与文化发现，缺少大师式的文化权威。泛漫汪洋的文化，必然包含着大量低俗伪劣浅薄的货色。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国际交流不断扩大，入境游和出境游快速发展，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不文明的行为与大国形象严重不符。因此必须加强文化资本建设，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讲诚信，守规矩。讲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守规矩是法治的基础。没有诚信，一切道德无从谈起；不守规矩，法律等于空文。要像上世纪80年代“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一样，进行最基本的道德普及性工作，在人际交往、商务礼仪、国际合作交流、出国考察学习、旅游等等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塑造大国公民的文明形象。并通过一系列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与行为文化工程建设，传递健康的价值信号，建立起符合社会转轨目标要求、体现社会发展要求和有利于个人价值实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标准，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文化驱动力。

作者简介：

吴慈生，安徽枞阳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人力资源管理。